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简介　　 辛亥革命（Revolution）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 ，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 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1]

年表

　　 1910年 3月21日 孙中山向黄兴提议再次发动广州起义。 　　1910年 3月 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美洲同盟总会(又称同盟会美国总支部)。 　　1910年 3月 长沙发生抢米暴动。 　　1910年 4月 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愿。 　　1910年 6月16日 湖北革命党人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 　　1910年 9月18日 资政院开院。 　　1910年 10月3日 《民立报》在上海创刊。 　　1910年 10月11日 国会请愿代表团发起第二次请愿，分别向资政院和载卫上书。 　　1910年 10月 清廷发布上谕，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 　　1910年 11月4日 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会议，布置广州起义。 　　1911年 1月30日 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举蒋翊武为社长。 　　1911年 1月 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负责筹划和组织广州起义。 　　1911年 4月8日 温生才击丝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遇害。 　　1911年 4月27日 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 5月8日 清廷组成皇族内阁，以庆新王奕 为总理大臣。 　　1911年 5月9日 清廷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1911年 5月10日 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 　　1911年 5月11日 文学会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国体联合会议。6月14日和9月14日又先后就两国体联合再三会议协商。 　　1911年 5月17日 四川保路同志威风成都正式成立。 　　1911年 7月31日 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1911年 7月 汉口《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团者和平也》二短证。大江报馆被查封，报社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 　　1911年 8月13日 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炸伤李准。 　　1911年 8月 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及附近各州县发动罢市、罢课。 　　1911年 9月7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等，枪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 9月24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讨论通过“起义计划”。 　　 1911年 10月9日 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调配炸药，不慎引爆。蒋翊武等在武昌小朝街机关部决定当夜起义。 　　1911年 10月10日 凌晨，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晚，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 　　1911年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举清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是日晚，汉阳，汉口驻军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清廷谕令荫昌、萨镇冰率水陆两前赴鄂镇压起义。 　　1911年 10月12日 孙中山在美国获悉武昌起义，“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而后归国。 　　1911年 10月14日 清廷下韶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1911年 10月18日 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到同月22日驶抵武汉江面的英、德、美等国军舰达二十艘。 　　1911年 10月18日 民军进攻汉口刘家庙。阳夏战争开始。 　　1911年 10月22日 长沙起义，成立湖南军政府，举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 　　1911年 10月22日 西安起义。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以张夙为大统续。 　　1911年 10月23日 九江起义。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 　　1911年 10月25日 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 　　1911年 10月27日 黄兴、宋教仁等从上海乘轮抵武昌，黄旋赴汉口前线督战。 　　1911年 10月28日 湘军第1协王隆中部率领首批援鄂军1700多人出师援鄂 　　1911年 10月28日 王部于11月4日开抵武昌。后另有甘兴典等部湘军援鄂。 　　1911年 10月29日 太原 起义，成立山西军政府，举阎锡山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昆明“重九”起义。11月3日成立云南军政府，举蔡锷为都督。 　　1911年 10月30日 载丰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1911年 10月31日 南昌起义。11月1日成立江西军政府，举吴介璋为都督。 　　1911年 10月31日 湖南发生兵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继任都督。 　　1911年 11月1日 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 　　1911年 11月1日 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1年 11月3日 都督黎元洪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等随即往汉阳设战时总司令部。 　　1911年 11月3日 贵阳起义。次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以杨盖诚为都督；另设枢密院，以张百麟为院长。 　　1911年 11月3日 陈其美、李燮和等发动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其美为都督。 　　1911年 11月3日 河南革命党人数十人被捕遇害，计划于次日发动的开封起义流产。 　　1911年 11月4日 杭州起义。7日成立浙江军政府，以汤寿潜为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苏州和平光复，成立江苏都督府，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 　　1911年 11月5日 吴禄贞在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等会晤，议组燕晋联军，准备举兵直捣北京。 　　1911年 11月7日 广西宣布独立，改抚署为军政府，以巡抚沈秉为都督。 　　1911年 11月7日 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石家庄。 　　1911年 11月7日 安徽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911年 11月8日 黎元 洪都督电起义各省，请派代表到武昌会议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9日 广东独立，推两广总督张鸣岐为都督；因张逃，复推胡汉民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福州起义。11改督署为福建都督府，推孙道仁为都督。 　　1911年 11月9日 苏、渐都督联电沪督，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沪督陈其美随即于13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沪筹组临时政府。 　　1911年 11月11日 袁世凯派蔡廷斡、刘承恩等人武昌诱和。 　　1911年 11月11日 海容、海琛、海筹等舰自汉口前线下驶九江，宣告反正。 　　1911年 11月12日 奉天国民保安会成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举为会长。16、17日吉林、黑龙江国民保安会相继成立。 　　1911年 11月12日 镜清、保民等十余舰在镇江起义。 　　1911年 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内阁总理职。 　　1911年 11月13日 山东宣布独立，以巡抚孙宝琦为都督。 　　1911年 11月13日 孙于同月24日宣布取消独立。浙江、江苏、镇江、福建、山东、湖南、上海七处代表在沪集合，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1911年 11月16日 黄兴指挥民军自汉阳反攻汉口，次日败退汉阳。 　　1911年 11月22日 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以张培爵为都督。 　　1911年 11月24日 江浙联军会攻南京。 　　1911年 11月26日 入川鄂军在资州起义，杀端方，回师湖北。 　　1911年 11月27日 成都和平独立，宣告四川地方自治，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咨询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 　　1911年 11月27日 黎元洪电各省都督，告以汉阳失守，请速派兵来援。 　　1911年 11月28日 各 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第一次会议，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 　　1911年 12月1日 鄂军政府与袁世凯签订停战协议。 　　1911年 12月2日 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1911年 12月2日 各省代表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911年 12月3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 　　1911年 12月4日 留沪各省代表开共和联合会大会，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推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 　　1911年 12月4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议和条款四条，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1911年 12月5日 清廷授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次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911年 12月7日 海军开代表会，公举程壁光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全部反正。 　　1911年 12月12日 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1911年 12月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1911年 12月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开始举行。 　　1911年 12月20日 六国驻沪总领事照会南、北和谈代表速定和议。 　　1911年 12月25日 孙中山归国抵上海。 　　1911年 12月25日 各省代表 会在南京开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1年 12月29日 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1年 12月29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南北和谈”商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直接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1912年 1月2日 直隶滦州新军起义。 　　1912年 1月2日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编辑本段背景

变革之道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 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 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清朝末年，以八旗、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革命团体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建立共和体制等。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1895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衞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衞、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 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支 持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回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农民、游民、外国人等。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经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后来组织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很早就同新军建立了联系。

编辑本段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 、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 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团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 同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 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港英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　萍浏醴起义 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 安庆起义 钦州起义 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河口起义 马炮营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编辑本段前奏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 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同盟会成员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中央：摄政王载沣，盛宣怀，端方，岑春煊,庆亲王内阁，资政院，川籍官员，各国外交人士。 　　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与士绅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立宪派，爱国主义士绅，铁路公司股东， 革命党，哥老会，中下层民众：铁路公司小股东(农民) 。

编辑本段经过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 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澄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 广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革命党与立宪派的汇合。 　　相关文献：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全国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布告海内人士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致满清政府电、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辛亥革命军奉天讨满清檄文。^[2]

编辑本段解读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 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 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 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历时的车轮辚辚向前，到了2011年，在举国（含大陆和台湾等地区）行将进行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前夕，正如一位热血诗人面对民权、民生等主义实践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国是问题的感慨，他在《辛亥革命百年》诗中写道：“动了民基动帝廷，难禁易帜一枪鸣。将军徇地轻陈涉，策士过河伏灌婴。思治人心推共主，济艰国步冀名卿。伊除专制百年后，犹补前贤功未成。”（《载敬堂集》）

编辑本段影响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 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 , ，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新思想的涌现 ，政党政治的影响 。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编辑本段意义

　　首先，辛亥革 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代长达270多年的腐败屈辱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后,产生的北洋政府，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的取得巨大成就，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 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编辑本段评价

　　在民国前 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3]